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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分br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

2020-09-16 来源:

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持续火爆。《张居正》荣获茅盾文学奖,是对这些年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种承认,同时也等于又给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加了一把火。若以码洋论,长篇历史小说几乎占据了小说出版的半壁江山。这些年长篇历史小说的红火,二月河功莫大焉。正是由于二月河及清帝系列的火爆,才带动了长篇历史小说,特别是以历代帝王为主角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兴盛。河南文艺出版社及其前身,差不多可以说是这次长篇历史小说出版大潮的引导者。二月河的《康熙大帝》最早就是由该社出版的。此后,二月河才一发不可收,创作了煌煌十三卷的清帝系列作品,其清帝系列的压卷之作《乾隆皇帝》也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。该社最近与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大秦帝国》也已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,可以说,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版,已经成为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一大特色和亮点。

煌煌五卷,长达170余万字的《唐太宗》是河南文艺出版社最近推出的一部优秀长篇历史小说。作者纵横捭阖,调度有序,以恢宏的气势,流畅的文字,生动地描绘了大唐建立帝国、实现贞观之治、进而开疆拓土一统天下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,塑造了以李世民为代表的一大批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。由于有了二月河的领军,河南成为全国公认的历史小说创作重镇。《唐太宗》的创作出版,是对河南历史小说重镇建设的一个新贡献。

唐太宗在历史上一向被认为是英武睿智、知人善任、纳谏从善、大气贤明的一代圣主。但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无法抹去的一个历史污点,正史的记载可能出于为贤者讳、为尊者讳的考虑遮蔽了历史的真相,却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。《唐太宗》基本上是把李世民当作一个开国君主来写的。在赵扬的笔下,李渊能登上帝位,实赖李世民之功,而天下一统也是在李世民手中完成的,所以李世民虽然是大唐的第二位皇帝,实与开国君主无疑。这部小说自李世民助李渊兴兵写起,到其驾崩结束,基本囊括了李世民一生的主要作为。但作为历史小说,仅有这些是不够的,这部作品的一个成功之处,是作者不回避人性的弱点,把李世民还原为一个人来写,从而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帝王形象。比如通过诱杨文干起兵来诬建成太子谋反事件,写出了李世民性格中狡诈阴毒的一面;通过玄武门弑兄、篡权事件,写出了李世民性格中残忍狠辣的一面;通过与李靖等人关系的描写,写出了李世民性格中用而戒之的多疑的一面……而李世民与魏征的君臣际遇,不仅成就了一个诤臣,更成就了一个能够纳谏从善的明君。但正如孔子所言: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!”在这部作品的描写中,李世民之纳谏不仅是出于实现天下大治的理想,也有着希望青史留名的实际考虑。终其一生,他对魏征其实内心一直有着说不清的怨恨之情,所以才有借题拔掉魏征墓碑的举动。作者通过对李世民与魏征关系的描写,非常微妙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。而对李渊李世民父子好色的描写,则给作品增加了一些情调,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。如此一来,李世民的形象就丰满生动立体起来了。

同时,为了使作品张弛有度,作者还在作品穿插了一些历史花絮。比如对“吃醋”源于李世民赐房玄龄妻子陈醋假称鸩酒以试其是否真节烈的描写,对萧翼从辩才和尚处巧取兰亭集序的描写,对阎立本画《步辇图》过程的描写等,使作品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中放松下来,也显得更活泼有趣。

但历史小说只如此写还远远不够。我觉得,写历史小说,固然要用历史的眼光、现代的视野来透视解读描绘历史事件,但其最大的难度乃在于“做实”。写现实体裁的小说,作者往往是因为在生活中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,产生了写作的冲动,于是一二三写出了一些事件,因为这些细节来自于生活现实,所以比较容易制造出现场感。但要使一个个细节产生意义,就要有安排和取舍,要设计线索,布局结构,使之有意味。这就需要能把它“做虚”了,使之能飞扬起来,有洞察生活实质的深度。而写历史小说,一般人可能觉得,历史小说都取材于历史事件,只要不去编造,就不存在虚假的问题。而且对于大的历史事件来说,史家已经把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得很清楚,起承转合也无需再去考虑。所以对于很多历史小说作者来讲,写作不过是添油加醋增加些小花絮和噱头而已。但这正是历史小说写作的大忌。很多人写历史小说,只是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叙述出来,中间再穿插一些情和爱啊的点缀。但叙述和交待历史事件,不需要历史小说,史书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情和爱的点缀往往无关大局,与历史事件不能融合在一起,更像是蛇足。对历史小说来说,是要用扎实的细节来还原、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,要用一个个具体的细节把历史人物塑造得血肉丰满。所以,写历史小说,一定要把它做得非常真实,使读者有如临其境的现场感。二月河的清帝系列之所以能取得成功,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“做实”的功夫。

《唐太宗》这部作品也通过大量的细节还原了历史场景,营造了一定的现场感,但总体上说在这一方面做得还不够。现在有个流行的说法,叫“细节决定成败”,其实自古以来一直就有“大事必做于细”的说法。对于长篇历史小说而言,在“细节”上下功夫更属必要。而在历史小说中,一些硬伤可能看起来很小,也无关宏旨,但对作品的伤害却可能很大,会使读者对作者还原的历史场景,营奥运会开始造的现场感产生质疑。这部作品也存在这样一些小硬伤,如“隋炀帝”是杨广的谥号,但作品中李世民在太原起兵前就称“方今炀帝横征暴敛”,显然不妥;作品中提到长孙无忌被授“开府仪同三司”是李世民的首创,但这个官位应该始自东汉,正式成为官号是在西晋,并成为南北朝时期一个很常见的官位,如庾信在北周曾官至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,所谓“庾开府”就是由此而来;作品写到萧翼与辩才下围棋时,有执黑先行,辩才赢半目、萧翼赢一目半的说法,其实中国古代围棋计胜负采用的是数点法,而且行棋前先由白方“座子”,与现代的执黑先行并不相同。这样的硬伤其实是适当注意就可以避免的。如果这些细小的地方能够做好,作品就会少很多遗憾。

对于这些细节问题,如果作者能够有所注意,特别是在叙事语言方面再下番功夫,努力把自己的小说做的实些、再实些,相信会创作出更为优秀的历史小说来。

共 248 字 1 页 转到页 【编者按】“《唐太宗》与历史小说创作”是一道非洋洋万言难见鸿爪的大题目。但评论家却从宏观着眼,从微观着笔,以点带面,将《唐太宗》置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纵轴之误以为18趴改革提早上路上,让我们管窥与把握到历史小说创作艺术的绮丽行姿。其关于历史小说创作中的“做实”与“做虚”的见解,极有见地,且甚是精到。【瘦酒赏读】 【江山部·精品推荐】

1楼文友: 00:02:09 一篇可读性很强的文章了,作者的虔心,读者的幸甚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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